宋學：朱熹理學的特點與改革
 

     安徽師范大學教授楊國宜在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
 

     上次“南陽宋學研討會”上，我在《宋學：范公學派的特點與改革》一文中，對宋學開山祖師學派略有探索；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朱熹的理學，因此就“朱熹理學的特點與改革”作些申論。

       宋學，是與時俱進、適應社會發展的時代思潮

      宋學，是中國學術發展到宋代與時俱進的產物。既是漢學的繼承者，又是漢學的對立物，是漢學引起的一種升華。具有許多自己的時代特點，主要是：博古通經，注重義理；以史為鑒，經世致用；內圣外王，成德立功；探究本體，維護綱常；等等。
 

       宋學內容豐富，派別甚多?！端卧獙W案》長達100卷。列舉的主要學派有：范公學派、荊公學派、溫公學派、關洛理學、湖湘學派、浙東學派、朱熹理學、陸氏心學等。他們相互之間爭論激烈，其主要精神皆在于研經讀史、經世致用，發現弊端、推陳出新，進行改革的理念甚為明顯。 如：仁宗時期，出現了“范公學派與慶歷新政”?？墒菢O習太深，積重難返，遭到既得利益者們的反對。加之經驗不足，步驟太猛，反對派的污蔑誹謗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動搖，范公只得主動辭退，“新政”便流產了。此次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，雖然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，但影響很大。因為弊病未除，問題仍然存在，要求改革的呼聲依然很高。

神宗時期，出現了“荊公學派與熙寧變法”。王安石目睹“慶歷新政”失敗，非常惋惜。隨即向仁宗皇帝上《萬言書》，對當時的官制、科舉、吏治敗壞的現象做了深刻揭露；提出自己“因天下之力，生天下之財，供天下之費”的理財方針，以及用人之道等改革主張。雖未被采納，但其名聲大震。至神宗即位，被召入京，任為“參知政事”，主持“熙寧變法”。但由于考慮不周，操之過急，用人不擇，樹敵過多，反對者甚眾。王安石不得不退居二線，“新法”變質，社會危機更加嚴重。
 

哲宗時期，出現了“溫公學派與元祐更化”。支持“變法”的宋神宗逝世后，哲宗即位，任用司馬光為相，進行“元祐更化”。在“熙寧變法”時，他最初也是同意和支持的，后來發現出了不少問題，勸阻不行，才開始反對的。他上臺后罷黜“新法”，進行“更化”，并非倒退。更化，也是改革。至于“元祐更化”后來搞的不好，是由于某些地方搞過了頭，特別是在任人方面，意氣用事，形成了不辨原則是非的朋黨之爭，背離了改革的旨意。

與此同時，出現了“關洛學派與理學的興起”。宋學中，最早出現的范公、荊公和溫公，他們治經讀史，經世致用，發現社會弊病進行改革的重點都偏重于政治方面，效果都不夠理想；于是，與他們關系都很好的，偏重于學術的精英們，便在思想修養方面進行探討，興起了理學。理學又稱道學，古無此名，至北宋中期才出現。故理學實為宋學的一部分，是宋學與時俱進，發展到新時期的產物。理學的興起，與張載、周敦頤和二程的倡導有關。周敦頤依據《易傳》、《中庸》之理，作《太極圖說》，“明天理之根源，究萬物之始終”，論證世界本體及其發展過程?！端卧獙W案》稱其為“高平講友”，與范仲淹的關系是很不錯的。 張載，因范仲淹勸讀《中庸》、《宋學學案》，稱其為“高平門人”。程顥、程頤，少從濂溪游，厭科舉之習，有求道之志。泛濫諸家，反求六經而后得之。論為學之道，必先明諸心，知所養，然后力行以求志。曾參與王安石、司馬光的變法與更化，但又不全同二人之所為，有一套自己的主張。他們治經，以闡釋義理、兼談性命為主，故稱理學，為理學的創始人。其學雖頗主力行，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但其流弊頗易陷于空談。

南宋前期，出現了“張浚父子與理學的轉型”。當時，理學雖頗為流行，但其流弊也逐漸顯露，有一些“浮偽之徒，自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，乃竊借名以自售，外示恬黙，中實奔競”，他們“倡為大言，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，仲尼傳之孟軻，孟軻傳之頤，頤死遂無傳焉?？裱怨终Z，滛說鄙論，曰此伊川之文也。幅巾大袖，高視闊步，曰此伊川之行也”。他們認為只有“師伊川之文，行伊川之行，則為賢士大夫，舍此者非也”。不少人認為這樣的“理學“，或稱“道學”，實為“偽學”，應予禁止。特別是在金兵壓境、宋室偏安、財政困難的環境下，空談理學是不能解決問題的。當時一些社會精英們考慮必須有所作為，應該有恢復之志，有事業心，建功立業的事功思想悄然而生。特別是張浚、張栻父子，既是著名的抗戰派，又是理學名家，他們的事功思想非常突出。張浚的《紫巖易傳》中“事功”一詞出現達11次，主要有：“不能建立事功以生利萬物，而獲罪于天下，后世恥之”。“若雷動而奮，仁德以行，天下之賢其將合志同心，以赴事功之會，而我之德業永永無窮矣”。張栻的《易說》、《南軒集》等書中，“事功”一詞出現約13次：主要有“不昧于事，則得者為吉，失者為兇，吉兇既定，則凡勉于事功者，莫不弘之不息，以成其功”。 “事功固有所當為，若曰喜事功，則喜字上煞有病”。事功，固然是應該講求的，但不能只是“喜歡”就可以了。因為事功是有標準的。以管仲為例，不能“但稱其救世之功”，還應該“問其仁，而獨稱其事功，則其于仁也，亦可知矣。然使其果為背君而從讎也，則雖事功亦不足稱矣”。事功，應該看其是否合符“仁”,是否違背“君”，如果不符合，就不足稱道。從以上引述的言論中，不難看出張浚、張栻的事業、事功思想，不僅非常突出，而且很有原則。是理學與時俱進、發現弊病后，適應時代轉型的思潮。值得關注。

南宋中期，在浙東出現了宋學中理學向事功的轉化。浙東學派的主要人物有：薛季宣、陳傅良、葉適等人。葉適的《溫州新修學記》，對永嘉學派的淵源和最后形成作了簡明的介紹：“昔周恭叔（行己）首聞程呂氏微言，始放新經，黜舊疏，挈其儔倫，退而自求，視千載之已絶，儼然如醉，忽醒夢方覺也，頗益衰歇。而鄭景望（伯熊）出，明見天理，神暢氣怡，篤信固守，言與行應，而后知今人之心，可即于古人之心矣。故永嘉之學，必兢省以御物欲者，周作于前，而鄭承于后也。薛士?。拘嵃l昭曠，獨究體統，興王遠大之制，叔末寡陋之術，不隨毀譽，必摭故實，如有用我，療復之方具在。至陳君舉（傅良）尤號精宻，民病某政，國厭某法，銖稱鎰數，各到根穴，而后知古人之治，可措于今人之治矣。故永嘉之學，必彌綸以通世變者，薛經其始，而陳緯其終也”?？赡苁侵t虛的原因，沒有把自己（葉適）寫進去。他們原先都是關洛理學的傳人，后來適應時勢的變化，演變成了事功學派，對理學的某些言行頗多質疑。他們都探討社會問題，提出各方面的改革方案，都有改革的理念，可是都沒有得到實踐的機會。

同時，朱熹也與時俱進，根據宋學研經讀史、經世致用的改革精神，針對理學內部的弱點和外部的責難深入探討，采取自我完善的方法，集理學之大成，形成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和特點，在諸多學術領域內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革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，堪稱宋學中的大師。

    朱熹理學的特點與改革

朱熹，十九歲登進士，進入仕途，約五十年。但官運并不亨通，僅當了九年地方官，在朝廷作了四十天侍講。其余四十年大都是領祠祿居家，過著教書、講學和著書的生活。他學識淵博，對哲學 、政事、史學、教育、文學、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頗有研究。其思想的特點，值得我們很好的研究。

朱熹思想內容豐富、博大精深，具有融會貫通、兼容并包的特點。國學大師錢穆的《朱子學提綱》，對此有專門的論述:“理學在北宋，唯伊洛程門有其傳。及至南宋，亦是伊洛傳宗。但至朱子，乃始推尊濂溪，奉為理學開山。又極推橫渠，為《西銘》、《太極圖》同作義解。不僅匯通周張二程四家，會歸合一；又擴大其范圍，及于邵雍、司馬光，特作《六先生畫像贊》。后人稱理學為關洛濂閩，然朱子之理學疆域，實較北宋四家遠為開闊，稱之為集理學之大成，朱子決無愧色”。不僅如此，錢穆還認為朱子又“集宋學之大成”。所謂宋學“乃指理學興起以前，北宋諸儒之學言”。他把北宋諸儒的宋學，分為三項：“一為政事治道之學，二為經史博古之學，三為文章子集之學”。成就都很高，不能棄之不顧。朱熹對北宋諸儒這三方面的論著言行，都甚為推崇，認真學習，“會眾說而折其中”，融會貫通，加以吸收，體現在自己的言行論著之中。故而，朱熹實為集宋學之大成的大家。
 

理氣二元的宇宙觀。古往今來知名的思想家，莫不探討宇宙的構成和本質。北宋理學家張載在《正蒙》中說“天地之氣，雖聚散攻取百途，然其為理也，順二不妄”。是物質運動的規律。二程也認為理是世界的本質，“天下物皆可以理照，一物必有則”。“萬物只是一個理”。朱熹發揮他們的觀點，對理作了系統的論述，提出“天地之間，有理有氣。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；氣也者，行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。”這種理氣并舉的觀點，看似二元論。但他又說“天下未有無理之氣，亦未有無氣之理。有是理，便有是氣，但理是本”，“理與氣，本無先后之可言，但推上去時，卻如理在先，氣在后”。還是沒有跳出唯心論的范疇。
相反相成的辯證觀。
 

朱熹對北宋理學家二程“物必有對”的觀點，十分欣賞。“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。終夜思之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”，高興的真有些得意忘形了。他認為“直是可觀，事事如此，天下事物都是”。便得出了 “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，東便與西對，南便與北對，無一事一物不然”的結論。“一物各具一太極。只是一分為二，節節如此，以至于無窮，皆是一生兩爾”。這種事物相反相成的觀點，精確地表達了萬事萬物對立統一的規律。“一分為二”通俗地說明了事物都具有相對應、對立的一面。這些對應、對立的方面是相互轉化、相互聯系的?？梢?，確有辯證法的特點。

動靜變化的發展觀。周敦頤的《太極圖》說“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”。其《通書》把動靜分為兩類：一類是“動而無靜，靜而無動區，物也”；一類是“動而無動，靜而無靜，神也”。具體事物的運動與靜止，是絕然分開的。朱熹將這種觀點進行了改造與發揮，提出“太極自是含動靜之理”，“靜即太極之體，動即太極之用。”二者之間是體與用的關系。“方其動時則不見靜，方其靜時則不見動。”但“若以天理觀之，則動之不能無靜，猶靜之不能無動。”理學家認為 “陰陽者，天地之氣也”。輕清上浮者為天，重濁者下降而為地。氣的動靜變化，就促使了萬事萬物的發展。

     格物致知的認識觀。程朱學派強調知識是先天固有的，人們因受物欲的影響而喪失先驗之知，主張通過“格物”去重新獲得。程頤說：“知者吾之所固有，因物而遷，迷而不悟，故圣人欲格之”。朱熹發展他的觀點說：“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”。“致知”有一個過程，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然后脫然貫通。致知在格物之中，格物之外是不能致知的。“窮理”離不開格物，“格物”才能窮理。而且，“窮理”是沒盡頭的，“致知有甚了期”？必須不斷進行下去。這種對事物的探討獲得認知的途徑，是有道理的。但理學家認為知識是“先天固有的”，可能不太符合實際。不過，朱熹雖然講人生而有知，但也不否認見聞之知。在知行關系上，他說：“知與行工夫，須著并到。知之愈明，則行之愈篤，行之愈篤，則知之益明。二者皆不可偏廢，如人兩足相先后行，便會漸漸行得到，若一邊軟了，便一步也進不得。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。
 

     克己復理的理欲觀。經?？梢月牭接腥酥肛熕未韺W家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的主張，說他們沒有人性，不近情理。然而，我經過一番研究之后，發現有些指責不太符合事實，可能有些片面。朱熹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的由來和用心，并非毫無根據的空隙來風和標新立異。不過這“存”與“滅”應當正確的理解。存是保存、恢復的意思；滅是減少、控制的意思，不能理解為徹底消滅。因為朱熹并不完全排斥人欲，他曾說“飲食者，天理也；要求美味，人欲也”。 就把“飲食”之類的生存條件劃歸天理，“此欲亦豈能無，但亦是合當如此者”。是應當滿足的，只是過分追求的“美味”那種人欲。脫離自己的現實條件，既然存在破壞社會現實的潛在威脅，當然應該反對。合乎“天理”的人欲，是不能“絕滅”的?？梢?，朱熹所說的“滅人欲”的滅，只不過是減少、控制的意思。正當的人欲，朱熹也認為屬于天理，哪能消滅呢！而且，朱熹說“滅人欲”，僅只一次。他的文集和著作中，是沒有的。僅見于他死后，由其“門人”回憶他的言行編輯而成的《朱子語類》，我用電腦查了朱熹的論著，發現“遏人欲”一詞的頻率非常高。朱熹本人生前習慣使用的是“遏人欲”，不是“滅人欲”。滅，如果理解為減少，是可以的；如果理解為消滅干凈，就背離朱熹的愿意了。合符天理的人欲，不僅不能消滅，而且隨著物質、文化條件的發展，還要不斷的改善和提高。關鍵是掌握一個適當的“度”，也就是朱熹經常說的“克己復禮”。禮，也可以說是理，是一種規范和制度，人人都應該遵守。如果人們都能夠“克己復理”，人欲得到適當的控制，社會就和諧了。這樣的理欲觀，有什么不對呢！

     以民為本的政事觀。朱熹的政事觀仍以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為基礎。但他不滿漢代經學家章句之學的注釋，自己秉承宋學“注重義理、經世致用”的精神另為新注，甘冒疑經改經的風險，重新組織編輯了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全都作了新注，頗有改革的新意。既是“理學”修身養性的準則，也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理念。

他在為《書經》“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”，作“注”時說：““民者國之本，本固而后國安。”顯然，把人民抬到“國本”的地位”。 民既然是國本，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則就應該是“得民”。 “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，所欲，與之聚之；所惡，勿施爾也。”由此，他主張統治者要取信于民，富民為本。具體說來，可以理解為愛民、濟民、便民、安民等等。他的理念是：一要為民制產：讓耕者有其田。二要為民請命：減輕農民的負擔，施行輕徭薄賦的政策。三要為民父母：必須整頓吏治；任賢使能，反腐倡廉，發展生產。四要為民作主：必須公正執法，對違法害民的豪強惡霸堅決懲處；對官人子弟嚴加管教。加強思想教育，德刑并用。對包攬詞訟、播弄是非的胥吏進行清理。
 

朱熹作過多年地方官，在以上各方面不僅有理念，而且有實踐，但畢竟只是州縣官，而且時間不長，僅只九年。官聲雖然不錯，但取得的實際業績并不是太大。
德智并重的教育觀。朱熹的政治生涯并不順暢，從中進士到逝世的五十年中，經常處于被壓抑、被排擠的地位。大約有四十年都是居家領祠祿，在各地從事教書、講學和著書。是一個把畢生主要精力都貢獻給了教育事業的教育家。因而，他的教育觀也頗有改革的新意，值得研究。

朱熹認為教育需要與時俱進，發現弊端及時改革。例如：讀書人全都往科舉考試的一條路上擠，都想當官?？婆e考試，在很大程度上變成為“應試教育”。 考生“愛好時文”，沒有在德才方面痛下功夫。而且，教育與實際脫節，學非所用，用非所學的情況很嚴重。掌管教育的官員良莠不齊，有的人把學校當成追逐名利的場所。需要大力整頓，進行改革。
 

在教育的目的方面：朱熹認為“立學教人”。首先是“明人倫”，要把道德教育放首位，“德行之于人大矣，莫不以是為先”。但德育與智育不可偏廢，二者統一才可能培育出德才兼備、品學兼優的人才。德才二者并不矛盾，他說：“德而不才，德匪其德；才而不德，乃才之賊”。不應該把它們對立起來。

在教學的方法、內容和形式方面：朱熹進行了很有新意的改革：他認為學校教學，應該按學生的年齡特征和接受能力分階段進行。大體上可以分為“小學”和“大學”兩個階段，并分別提出了兩者不同的任務、內容和方法。并親自編寫了《小學》一書，輯錄"古圣先賢"的言行，分為《立教》、《明倫》、《敬身》、《稽古》，《嘉言》、《善行》六卷，還自撰《四書集注》、主編《五經》的新注，作為各級學校的教材。教學形式應該多樣化，除傳統的課堂講授外，還可以采取師生問答、學術交流等方式。

在讀書方法方面：朱熹積累了許多經驗，他的學生總結出“朱熹讀書六法”：一為“循序漸進”。二為“熟讀精思”。三為“虛心涵泳”，也就是要虛懷若谷，要反復咀嚼，體會出書中涵義的真諦。四要“切己體察”。五要“著緊用力”，不可懈怠。六要“居敬持志”讀書時要精神專一，注意力集中。要樹立遠大的志向，高尚的目標。

在教育的范圍、規律和原則方面：朱熹還提出了“為學之序”、“修身之要”、“處世之要”、“接物之要”等“教書育人”不可缺少的項目，以及知行并重、博專結合、自覺主動、有教無類、因材施教等原則，直到今天仍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問題。